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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全球高级将领会议召开，特朗普登台训话， 引发美军高层担忧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在核心期刊《会主义学报》2025年第2期发表文章《美国“新扩张主义”及其对全球文明的冲击》系统分析了美国延续200多年的扩张主义传统的全面回归与升级。现将文章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1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30分钟）

　　美国扩张主义历史悠久，各阶段表现形式不同。进入智能科技时代，美国的扩张主义呈现新形态，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利用科技垄断、技术封锁试图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特朗普2.0倡导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推动美国实行全方位扩张主义的战略转变：在领土上，瞄准格陵兰岛、加拿大、巴拿马运河等，妄图构建“超级美利坚帝国”；在安全上，以“星链”为载体，争夺太空主导权；在金融上，借美元霸权拓展虚拟货币版图，收割全球财富。“新扩张主义”形式更为激进，影响广泛且深远，未来将会对全球文明表现出更具冲击力的外溢效应。

　　2025年1月20 日，特朗普在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上宣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新领土扩张”计划， 其中包括“收回”巴拿马运河，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甚至要将美国国旗插上火星。1月7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更是抛出多项令世人震惊的声明，宣称将加拿大吸收为美国的一部分，并不排除通过武力夺取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等领土。此外，特朗普还多次宣称要“接管”加沙。这些言论被国内外舆论广泛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特朗普在其新的政治愿景中，可能寻求打造一个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的“新美利坚帝国”，呈现出经济霸权、技术垄断、文化渗透的复合形态，这标志着美国延续200多年的扩张主义传统的全面回归与升级。本文旨在深刻认识美国“新扩张主义”现象，为国际社会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帮助各国识别其潜在风险，并就如何有效应对美国霸权文化与行为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全球稳定与合作，推进全球文明和谐共进。

　　美国的扩张主义并非单纯的政治或军事现象，而是深植于其历史文化基因中的战略逻辑。从早期以“天定命运论”为核心的大陆扩张，到19世纪末向海外殖民地的迈进，再到冷战期间构筑全球霸权体系，美国的扩张战略始终伴随其特有的文明使命感和民族优越意识。无论是大陆时期的领土兼并与殖民扩张，冷战期间的制度输出与意识形态渗透，还是后冷战时代以联盟体系为支撑的全球霸权网络建设，都体现了美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扩张基因。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使美国始终致力于以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为核心重塑国际秩序，形成了一套从历史观念到制度实践的全方位扩张逻辑，并深刻影响了国际社会的演进轨迹和全球秩序的发展方向。

　　“天定命运论”不仅是一种扩张主义的政治理论，更深刻体现了美国霸权的历史文化基因，构成美国民族特质与文明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是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最初提出的。“天定命运论”强调美国民族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认为扩张领土、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与文化价值观，是一种上帝赋予的“天命”。这种文化自信与使命感，深植于美国清教徒殖民时期的“上帝选民”意识以及后续的“美国例外论”，并塑造了美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扩张主义取向。

　　在“天定命运论”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深信自己负有道义责任去扩展疆土，将自身价值体系推广至整个北美大陆乃至更广阔的海外地区。这种信念推动了美国从最初的13个州出发，逐步实现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陆扩张过程。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1819年获得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争夺俄勒冈以及1848年美墨战争夺得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西南部大片土地，均体现了这种文明使命感驱动下的领土扩张逻辑。美国在扩张中不仅通过战争、购买和条约实现了领土的不断扩大，也在精神上不断强化着自身“例外论”意识，逐渐构筑起了“美国文明”的文化自信和独特的民族优越感。

　　当19世纪末大陆扩张达到极限时，“天定命运论”进一步成为美国转向海外扩张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这一阶段，以马汉、特纳、亚当斯为代表的思想家明确提出，美国的文明使命不应局限于本土疆域，而要进一步向海外推进，以维护美国文明的特殊性与持续发展潜力。1890年马汉发表的《美国应该向外看》、1893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上所作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的演讲，以及同年亨利·亚当斯在《文明与衰退的规律》一书中提出美国应抓住历史机遇向海外，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展文明影响力的观点，都体现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即美国扩张是一种超越经济和军事需求的文明使命。

　　正是在这种文化基因的推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迈向海外扩张的新阶段。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后的《巴黎和约》获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等殖民地，标志着其文化输出战略从北美大陆延伸至亚洲。美国同时吞并夏威夷、占领威克岛并瓜分萨摩亚群岛，从而获得了进入东亚大陆的重要战略跳板。这一系列扩张行动不仅是领土上的扩展，更是美国文明观念、文化价值的主动输出过程。二战后，美国进一步将关岛、塞班岛纳入联邦，加强对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与战略控制，成功构筑起一个以美国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海外文明辐射圈（见表1）。

　　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的全部，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怀俄明部分地区

　　由此可见，美国扩张主义的历史不仅仅是一系列领土扩张的历史事件，更是根植于美国文化基因中的战略体现。“天定命运论”的扩张观念始终伴随着美国发展历程，塑造了美国独特的民族性格、文明使命感与对外政策模式，并持续推动着美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动扩张与传播，深刻影响了全球文明的互动模式与历史走向。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扩张体现了其深刻而独特的扩张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源于美国文明中长期沉淀并内化的价值观与历史观念，尤其以“天定命运论”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为核心。其中，“天定命运论”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深植于美国民族意识之中，“美国例外论”进一步深化了美国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认为美国模式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优路径。这种观念的内化使美国社会普遍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全球推广自身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文化价值，进而构筑了美国文化的扩张逻辑基础。

　　在政治层面，这种扩张文化基因体现为美国通过对外输出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价值观念，以达到掌控地区或全球政治局势的目的。美国对拉丁美洲政治事务的频繁介入、颠覆异己政权，全力塑造符合其利益的政治格局，乃至在全球其他地区实施一系列隐蔽行动和军事干预，无不显示出这一扩张文化基因的强大驱动力。这种对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叙事不仅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合法化工具，也体现出美国文化内在的扩张冲动。

　　在经济领域中，美国的扩张文化基因则表现为以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秩序建设。美国主导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将美国的经济制度与规则向全球输出。更是通过经济援助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美国有效地传播了自身的经济价值观与发展模式，将受援国家纳入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中。

　　在文化层面，美国利用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广泛传播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积极塑造全球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输出不仅帮助美国确立了全球文化产业的主导地位，更成功地在潜移默化中植入了美国的霸权文化基因，影响和塑造了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的文化结构与价值取向。

　　此外，门罗主义在冷战时期内涵的转变，反映出美国扩张主义文化基因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战略调整。早期的门罗主义着重强调美洲归属于美国的势力范畴，严禁欧洲列强涉足美洲的各项事务，这一理念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呈现出强烈的排他属性。但随着国际力量的迅速壮大，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权衡，将势力视作对门罗主义所构筑的地缘政治体系的公然挑衅，同时也将其定义为全新的战略威胁，这种转变凸显出美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适应性与扩张性特征。其以新的形式指导了美国参与的一系列政变、中情局阴谋以及军事干预行动，并以全球军事基地网络的建立巩固了其霸权文化影响力。根据美国学者林赛·奥罗克所著《隐蔽政权变化：美国的秘密冷战》，1947年至1989年美国共实施了64次颠覆他国政权的扩张行动。

　　经济援助作为一种软性文化扩张手段，旨在将自身价值体系深度渗透到受援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决策层，体现了美国依托经济实力推广并扩展其文化影响力的实践路径。自杜鲁门政府推行“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后，美国历任政府陆续设立众多对外援助账户与项目。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推出了“粮食和平”（Food for Peace）项目；到了肯尼迪时代，美国国会制定《对外援助法》，并成立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同时开展了和平队（The Peace Corps）项目。尼克松时期有泛美基金（IAF）项目；卡特执政时期设立了美国非洲开发基金会（USADF）。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对受援国的政治决策施加影响，迫使受援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美国立场，以此不断拓展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1946—2016财政年度，美国提供对外援助总计11743.2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占比为67.6%，军事援助占比为32.4%。这种经济援助成为美国拓展全球影响力、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美国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霸权”理念在美国文化中迅速强化。这种理念不仅深刻影响着美国后续的外交政策走向，也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轨迹。同时，美国内部形成了广泛共识，即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保障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最佳途径。因此，这种霸权文化具有了强烈的道德化和合法化色彩。

　　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霸权文化的扩张基因表现为不断追求和巩固其全球权力与影响力。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念深入美国文化肌理，特别是以约翰·米尔斯海默（rsheime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全球霸权文化的追求目标。根据这一逻辑，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频繁通过军事行动维护并扩大其全球战略利益，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等。这些举措不仅表现为军事上的全球布局，更体现为美国霸权文化扩张的内在逻辑，即通过军事力量确保自身价值体系和政治模式的主导地位。

　　在联盟体系建设上，美国霸权文化的扩张基因表现得尤为突出。冷战后，美国积极推动北约扩张，并通过新的战略观念将其安全责任拓展至全球层面，以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自1993年起，北约启动东扩计划，并在2010年前完成三轮扩张，新增了12个成员国。北约的安全职责从传统的集体防御扩展到危机管理，执行超越集体防御条款的任务。2017年和2020年北约先后接纳黑山和北马其顿加入。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在2022年6月的马德里首脑峰会上明确表示，将对北约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作出根本性转变，以应对新的安全局势，包括传统中立国瑞典与芬兰的加入，以及将中国与俄罗斯一同列为重要竞争对手，将北约的影响力向亚太地区延伸。这种扩张体现了美国文化以联盟体系为基础，通过军事和安全网络输出自身的安全观念和制度秩序。此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美同盟的全球化转型，均显示出美国霸权文化基因对于全球安全架构的持续塑造，并不断将亚太地区纳入其文明影响圈。

　　此外，美国霸权文化还通过新型的隐蔽干涉手段——“”展现其扩张的文化基因。美国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在拉美搞“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大陆挑起“”，在西亚北非策划“阿拉伯之春”，在世界各地搞“和平演变”，肆意操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2003年起，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事件接连发生。这种新干涉主义继承了美国长期以来扩张主义文化的传统，体现了美国通过意识形态输出与隐性干涉持续巩固和扩大霸权文化的企图。

　　综上所述，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战略扩张并非简单的权力博弈，而是美国霸权文化内在扩张基因的全面展现。这种扩张基因深深根植于美国的价值观念与历史文化传统中，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多维度、系统性的扩张战略，持续塑造并巩固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体系。

　　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推行的“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政策，是其内外政策的核心理念，八年后，这一政策卷土重来。2025年，特朗普2.0执政一个月，对内裁减了美国国际援助署等多个部门，对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机制。尽管“美国优先”政策看似强调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和全球事务干预，但实际上，它只是为了甩掉不必要的支出与干预，而将精力务实地放在全方位、多层次的扩张主义战略回归上。这涉及领土、安全、货币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其核心在于通过壮大美国作为传统强国的硬实力，形成碾压他国的绝对优势。总结起来，特朗普“新扩张主义”可显现为如下几点。

　　（一）美国领土扩张瞄准格陵兰与加拿大，紧握关键航道，企图构建“超级美利坚帝国”

　　特朗普在重新执政的就职典礼上抛出的狠话，折射了“美国优先”政策的最新目标：格陵兰岛、加拿大以及巴拿马运河。

　　格陵兰岛自19世纪起就受美国战略家关注，但美多次开价购买遭拒。2019年特朗普提议用波多黎各交换格陵兰岛，被拒后取消原定8月的丹麦之行。2024年12月，特朗普重提“买岛”一事。2025年1月7日，特朗普再次重申了他的信念，甚至威胁动用经济或军事手段。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兴趣，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地缘战略角度看，格陵兰岛位于北极航道核心。随着全球变暖，北极航道通航条件改善，价值不断提升，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北极事务中参与度增加；美国企图掌控格陵兰岛，强化自身在北极的战略存在，以维护全球霸权。二是从资源角度看，岛上矿产资源丰富，稀土矿规模居全球前列，控制该岛有助于美国实现稀土来源多元化。三是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4年北极战略》明确指出，北极地区对美国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并将增强在北极地区的军备力量和监视活动，防止北极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盲点”。

　　特朗普的扩张目标还涵盖了对加拿大的兼并意图。2024年底，特朗普指责美国在加拿大投入巨大却无实质回报，宣称美加边界是“人为划定的界限”。他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谈时提出，倘若加拿大“无法解决相关问题”，美国存在将加拿大吞并、使其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言论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推动，但特朗普通过此类表述彰显了“新扩张主义”的政治立场。2025年1月7日记者会，特朗普再次强调将用“经济力量”来推动美国与加拿大的合并进程。但加拿大超80%的民众反对加入美国。美国此举意在加拿大丰富的自然资源，还看中了加拿大作为美国最大的钢铁、铝和铀供应国的地位，国防安全上需要的34种关键矿产和金属，以及吞并加拿大可实现的北美领土整合。

　　除此之外，特朗普的扩张野心还表现在对全球关键航道的掌控。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重要航运枢纽，曾长期受美国掌控，特朗普认为卡特政府转让运河所有权损害美国利益。加之近年来运河运力下降、收费上涨，以及中国等国在周边有合作项目，于是2025年1月7日，特朗普宣称现行的通行规则“不利于美国”，并暗示美国将在必要时重新控制运河。1月20日，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特朗普再次强调将采取措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以巩固美国在中美洲及拉美地区的战略优势。

　　特朗普的终极战略目标是将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纳入美国的控制范畴，构建以美国现有版图为核心的大北美区域。整合后的区域面积将超过俄罗斯，达到2178.56万平方公里，这将使美国在全球拥有显著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巨大国土规模与经济实力的超级大国。这一设想充分彰显了特朗普构建“超级美利坚帝国”的野心，同时也展现出他对全球战略布局有着极为明确且系统的规划。

　　冷战结束后，太空安全逐渐成为美国政府的战略重点。特朗普首次执政时，美国加速太空军事化进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重建太空司令部、建立太空军、设立太空发展局及研发太空武器等，意图在大国竞争中保持太空优势。2017年，特朗普签署总统令重启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并将太空列为“作战领域”，加速推进太空安全战略。2018年，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维持美国在太空领域强大竞争力”的战略目标。

　　在特朗普政府的太空安全战略框架下，“星链”计划成为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这一计划不仅是商业航天领域的重大项目，更是美国实现太空军事战略目标的关键载体。“星链”计划通过大规模部署低轨道卫星，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卫星网络。截至2024年，星链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宽带服务，覆盖超过400万人，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从军事角度来看，“星链”计划与美军各军种密切协作，显著提升了美国的太空作战能力。在俄乌冲突中，星链卫星为乌克兰提供了关键的通信、侦察和军事支援，在网络通信、地面作战、情报收集、精确打击、无人机行动以及反网络电子干扰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实战应用充分展示了“星链”计划的军事价值。作为特朗普内阁成员的埃隆·马斯克，其创立SpaceX是为在火星上建立永久定居点，并正在开发一种强大的新型火箭以实现这一目标，这正好对应了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宣扬的要把美国国旗插上火星的目标。

　　2025年1月27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建造美国“铁穹”导弹防御体系，这一举措再次将美国的太空扩张野心推向新的高度。该体系的核心是在太空部署一套拦截系统，旨在应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等威胁。特朗普政府将这一计划称为应对“美国面临的最大灾难性威胁”的关键举措，然而事实上美国本土从未遭受过此类导弹攻击。这一计划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明确谴责美国此举是致力于将太空变成武装对抗、战争和部署战略武器的舞台，这将严重破坏全球核平衡，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影响核武器控制谈判的前景。特朗普的这套“太空导弹防御系统”（space-based missile defense）被称为“星球大战2.0”，它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对太空安全的过度担忧和霸权追求，它的实施无疑将进一步加剧本已紧张的太空军备竞赛，对国际太空安全秩序构成巨大挑战。

　　美元霸权自“二战”后期确立以来，依托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石油美元体系，成为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关键支柱。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崩溃，但美元依然通过与石油绑定，持续主导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幅增加货币供应，导致其总资产急剧膨胀，美债发行规模激增，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强化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还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

　　与此同时，美国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推行其金融政策，巩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服务于货币金融扩张战略。如今，美国的金融扩张主义依托其美元霸权地位，试图通过拓展虚拟货币领域进一步巩固其全球金融主导权，并从中获取超额收益。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资产，被视为美国在新的金融领域进行全球财富再分配的工具。美元霸权的核心机制在于其通过货币发行权，将美元塑造为全球主要的避险资产，其功能类似于传统的黄金储备。然而，随着美元扩张带来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例如，债务规模膨胀和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加剧，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功能日益受到挑战。

　　2024年以来，特朗普一改早年间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否定态度，连续发表支持加密货币的言论，并作出一系列承诺，诸如把美国打造为世界加密货币之都等。2025年1月17日，特朗普推出个人迷因币（memecoin）“特朗普币”（TRUMP），其市值一度飙升至88亿美元。随即再次成为美国的梅拉尼娅也借势推出了自己的迷因币——“梅拉尼娅币”（MELANIA）。据数字资产金融服务提供商HashKey集团预测，2025年加密货币总市值或将达到10万亿美元。特朗普试图通过虚拟货币这种新型资产类别重新锚定全球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吸引力，继续从全球资本流入中获取超额收益。

　　这一新兴的金融扩张手段，同样可能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一是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挑战了传统货币主权和金融监管框架，其价格波动性和投机属性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二是虚拟货币的匿名性为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三是虚拟货币的广泛使用可能削弱主权货币的政策传导机制，对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构成潜在威胁。因此，虚拟货币的发展不仅关乎技术创新，更涉及全球金融权力的重新分配与风险重构。

　　科技霸权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支撑，也是其维系军事、经济、金融等其他霸权的重要基石。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美国扩张主义也随之呈现出全新形态，披上了高科技的“外衣”。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美国扩张主义的影响范畴，从传统的军事与领土领域，悄然且深入地延伸至技术与数字领域。

　　在此背景下，美国为稳固自身科技垄断地位，持续推行极具破坏性的“扩张型”科技竞争战略。在科技投入方面，构建完善投入体系，通过制定政策、规划预算、设立基金、支持科研机构等，为科技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这一战略规划，其中明确把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以及第五代移动通信，列为关乎美国高端产业未来走向的四大核心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大体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科技发展战略，还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以量子技术领域为例，针对当时量子技术研发人员不足的状况，2022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专门出台了《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劳动力发展国家战略计划》。同时，拜登政府签署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计划十年投入2000亿美元，支持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提升美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技术标准与行业限制方面，美国凭借政治、经济、科技优势，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手段干预国际技术标准制定，融入自身利益诉求。同时，它严格管控国际技术转移和人员交流，打压国外高新技术企业，构建技术壁垒。在国际规则运用上，美国持实用主义和霸权主义双重标准，主导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罔顾国际准则的国内法，对不利国际规则拒不遵守，并加大对竞争对手的遏制，联合西方构建科技垄断同盟，巩固科技优势，维护科技霸权。

　　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作为少数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挑战美国的国家，成为美国重点遏制对象。为应对这一挑战，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宣布启动一项名为“星际之门”（Stargate）的庞大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计划。该计划预计投入5000亿美元，聚拢全球资源，建设数据中心、计算设施等关键技术平台，融合多领域创新，打造一个跨行业、跨国界的战略平台。通过AI技术的突破，带动能源、材料等关键领域的创新，进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科技霸主地位。随后在2月11日的人工智能（AI）行动峰会上，美国拒绝签署《巴黎AI宣言》，理由是该宣言将限制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直言要在AI领域践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要让美国主导芯片、软件等领域的行业规则。这一立场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施“新扩张主义”的霸权姿态，彰显了其力图主导全球科技规则和资源分配的战略意图。

　　特朗普二次执政期间提出的一系列对外政策设想，展现出一种“新扩张主义”倾向，其核心是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通过多维度的手段强化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些设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植于美国历史的扩张主义文化基因，同时结合当前国际环境的现实需求所作出的战略调整和激进再现。它具有内在的逻辑体系，这一逻辑从历史文化观念出发，以领土与地缘战略为核心目标，以军事力量为直接工具，并向金融与科技等领域延伸扩展，形成了高度系统化、多层次的战略架构。

　　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的“美国优先”战略，极大地强化了美国传统扩张主义的排他性和对抗性特征，给全球文明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冲击，加剧了政治分裂、民族主义思潮蔓延、文明冲突升级和全球安全风险。

　　特朗普推行的扩张战略引发了美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围绕扩张战略的成本、收益及道德合法性，美国政界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尖锐对立。部分政治势力认为，海外扩张有助于美国获取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战略投入过大，难以带来长期回报，并可能损害国家道德形象。此外，扩张政策推动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使得社会族群间的矛盾加剧，种族问题、移民政策等议题成为政治极化的重点焦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排外主义倾向，导致社会包容性下降，加剧了国内族群间的不信任与对立。同时，该政策也削弱了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进一步加剧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孤立，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政治运动。受美国影响，多国政治环境向保守主义倾斜，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南美及亚洲部分国家迅速蔓延，导致区域间合作受阻，全球化进程受到干扰。这一趋势破坏了国际合作精神，使各国更加注重本国利益，减少了全球治理的稳定性。例如，特朗普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极端收紧影响了欧美各国，多个国家纷纷采取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如德国加强了临时边境检查，荷兰寻求退出欧盟移民和难民庇护规则，法国计划推行更加严苛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危机。此外，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单边行动，如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也进一步冲击了全球多边合作机制，使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挑战时缺乏统一协调，加剧了国际体系中彼此间的不信任与对立。

　　在全球化深入、人类文明交融的时代背景下，特朗普“新扩张主义”逆流而动。其大力推行的零和博弈思维，将国家间关系简化为对抗性竞争，把合作局限于短期利益交换，冲击了人类文明长期积累的规则体系和道德共识，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文明冲突，强化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对立。其政府刻意塑造“文明对抗”叙事，宣扬“民主国家对抗专制国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阵营，以西方价值观主导国际秩序。这一战略不仅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科技封锁和舆论攻势，还通过意识形态塑造，将文化、政治制度的差异转化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例如，美国限制中国的文化传播与学术交流，关闭孔子学院，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制造对东方文明的排斥情绪。这种激进扩张政策不仅破坏了全球文明的正常交流，也加剧了全球文化交流的壁垒，削弱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互信，导致文明间的冲突与对立不断升级。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涉及吞并加拿大、购买格陵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等极端设想，这些举措加剧了周边国家的安全焦虑，破坏了地区稳定。例如，北极地区因美俄军事对峙风险上升，而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争夺不仅可能引发美巴主权冲突，还可能因中国对运河的依赖加深而引发中美战略摩擦，使全球军事局势更趋复杂。此外，美国频繁调整军事部署，在“印太”地区加大军事存在，向中国台湾省提供武器支持，并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这些举措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这种不计后果的扩张行为，表现出尼克松时期“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的特征，即通过不可预测的外交手段施压对手，以获取战略优势。然而，这种策略损害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导致全球安全秩序更加脆弱。

　　总而言之，特朗普主导下的“新扩张主义”行径，未来大概率会持续且越发变本加厉。我们必须以战略清醒认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在历史惯性与现实焦虑——从“天定命运论”的文化基因到“单极霸权”的现实执念——的双重驱动下，它并非单一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而是美国作为霸权体系在衰落边缘的“逆流式挣扎”，在全球竞争格局深刻调整中的结构性反应。这种扩张主义不再仅依赖传统的军事与地缘手段，而是更强调多维的渗透，即通过科技规则重构全球创新链条，通过金融工具转移危机与财富，通过太空军备与虚拟货币塑造新一代霸权支柱。未来，“新扩张主义”将呈现“高技术+强干预”的组合趋势，以制度优势和技术门槛强行挤压他国发展空间，甚至在秩序重构上对既有国际准则发起系统性挑战。这种“逆全球化”的扩张逻辑，不仅破坏全球治理的多边机制，更可能引发技术冷战、金融动荡与文明冲突的系统性风险。国际社会需构建“韧性防御体系”，通过技术自主、金融脱钩与文明互鉴形成对冲。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数字货币监管、太空资源治理等新兴领域，应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框架，以制度性创新破解美国“新扩张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唯有在技术革命与文明对话中找到新的平衡点，才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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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